不是只有大企业才全球化。国际化的企业，有很多是中小企业。
特朗普到拜登为首，目前欧美实则推动的不是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而是去中国化。这里面之一，就是产业链供应链脱钩。
但是全球化对中国企业而言意义重大。所以有双循环新格局。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开放。
然则欧美部分产业已经走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了。那些国际化的企业，无论大小，都在盯着这个动向。海外市场，是否还是安全和必须的？是否要转型了？怎么办？
还有疫情。
所以，已经稳定的，别人拿不走。能拿走的、能拒绝你的，就是危机。危机1：目标市场在发生变化，打压你；危机2：不需要你了，不惜代价。
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在5月9日的业绩媒体沟通会上表示，中国工业产出接近全球的30%，但中国的市场在全球只占18%，意味着有12%的工业产出必须要在全球市场去消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全球化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言外之意，必须全球化。退无可退。但是，全球经济格局重构，贸易壁垒逐渐增高。
李东生的建议是，中国制造业全球化，要从输出产品转变为输出工业能力。它能够增强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同时适应全球经济格局重构，全球贸易格局、贸易规则改变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什么是工业能力？李东生没说。查阅无此科目。
但可以理解为，工业能力，是包括产品制造在内的工业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等整体的综合实力。
能力如何输出？从全球化的特点看，就是本地化，包括研发制造销售运维等。
本地化，破不了局。因这个局不是纯商业层面。
那么重构呢？利用市场的、非市场的各种力量，打破原有格局，解构原产业、原供应链，重构新产业，在重构过程中，占有主动或优势。
这个重构的抓手，就是数字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保建云的观点，数字经济是经济格局的重构，因此，或许是供应链危机的解决之道。
原文标题：供应链危机、数字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数字化重构
01 供应链危机：关键原因与主要特点
供应链危机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特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体系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2021年秋季开始，美国出现的供应链危机，主要表现为港口拥堵、货物积压、物流紧张、供给不足和持续通货膨胀，其产生的关键原因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削弱了全球物流能力，大量物流从业人员离开工作岗位，物流人力资源供给不足，降低了物流效率。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疫情蔓延得不到有效控制，大量卡车司机和码头工人感染病毒不能到岗，使得陆地物流和港口物流能力下降，效率降低。另外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物流成本大幅度上升，最为典型的便是国际海运成本持续上升并且居高不下，压缩了产品生产与贸易企业的利润，必然弱化生产企业、商贸企业与物流企业的积极性。只要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流行，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和制约效应便不会消失。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自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特别是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不仅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而且与主要盟友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时有发生。2021年民主党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执政以来，虽然没有大幅度激化中美贸易摩擦，但仍然保留了特朗普执政期间对华采取的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而且继续把中国相关企业、机构和个人纳入实体清单和制裁名单之中，中美贸易摩擦表现出常态化特点。贸易摩擦不仅限制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规模，而且干扰了全球货物贸易市场，导致全球商品供给紧张，诱发供应链危机。
第三，基础设施阻碍效应。随着全球贸易增长特别是货物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管理低效、市场垄断的负面效应逐渐显露出来，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西海岸的主要港口出现拥堵和货物压港现象，高速物流体系逐渐丧失比较竞争优势。根据Alphaliner发布的数据，2021年世界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前10名，美国只有1个港口上榜，中国上榜港口则有7家。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海运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滞后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第四，宏观政策效应。美国虽然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因为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也是全球第一债务大国，截至2022年3月，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超过30万亿美元，同时，美国也是全球货物贸易逆差大国。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特朗普就任总统期间实施扩张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并没有彻底调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美国长期实施的扩张性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影响结果便是需求扩张和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总供给的相对不足，出现需要扩张诱发的供应链危机。
第五，全球产业链调整。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跨国转移现象，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制造业向外转移，出现了产业空心化乃至去工业化现象，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转入中心和全球新兴制造业中心，全球产业分布的地理空间结构和国别结构出现了调整乃至重组，由此诱发全球产业链调整。全球产业链调整过程中，在新产业链没有完全形成、旧产业链没有被完全替代的特定发展阶段，出现产业链断裂和扭曲现象，典型表现为供应链危机。
事实上，供应链危机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上升，这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共时调整及叠加影响的产物。新冠肺炎疫情与贸易保护主义双重影响下的全球供应链危机，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供求矛盾和供应链危机相比，具有三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复杂性。供应链危机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国际关系演化特别是大国经济竞争与政治博弈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还涉及到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复杂内容；二是结构性。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与供应链的跨国合作，处于产业链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不同国家之间形成复合型产业分工体系与合作结构，是全球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地理空间结构调整与演化的必然结果；三是长期性。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迅速蔓延到全球大多数经济体，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新一轮冲突引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断供潮，进一步激化了全球供应链危机，而全球性贸易摩擦和战争冲突的长期化必然导致供应链危机的长期化。
02 供应链危机治理的数字化选择：数字经济发展
供应链危机推动着全球公共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供应链危机不仅对美国产业和市场产生冲击，也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产生冲击，如何预防和控制供应链危机带来的风险成为各国企业和政府部门需要应对的紧迫问题。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及量子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对冲供应链危机风险的重要工具受到各国的重视，数据资源也成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刺激并推动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本文把供应链危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称为供应链危机的数字化效应（Digital Effect of Supply Chain Crisis）。供应链危机背景下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五方面显著特征。
第一，数字技术成为维护供应链稳定性的重要工具。本文中的数字技术是指对数据进行搜集、加工、整理、存储、传输和应用的技术。供应链危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产业供给侧与需要侧的市场、技术、地理及政治割裂，要打破产品供给的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各种割裂及扭曲状态，必须借助数字技术工具。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和关键技术的断供最容易诱发供应链危机，最为典型的便是2021年因为汽车芯片供应紧张导致一些大型汽车厂商产量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产量下降现象。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可以构建防范和控制供应链危机风险的数字化预警机制，获得产品供给的替代性选择，组建维护供应链稳定性的数字化联盟体系。
第二，数据资源成为缓解物流紧张、提高物流效率的关键因素。解决港口堵塞、提高物流配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是缓解并最终消除供应链危机的关键，需要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的支持。大数据及先进算法的开发与使用，不仅能够提高物流配送效率，降低仓储和运输成本。同时，数据资源作为新兴的生产要素，能够促进传统生产要素的数字化组合与数字化投入，推动资源配置结构的帕累托改进。
第三，数字产业成为传统产业的重要替代性新兴产业。数据资源获取、数据计算、数据存储、数据传输和数据开发利用已经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门类，本文称为数字产业。数字产业出现和发展，能够对容易发生供应链危机的传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生替代效应，缓解并最终消除这些传统产业可能出现的供应链危机。数字产业还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削弱传统产业的垄断现象，促进产品市场的供求均衡。
第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受供应链危机影响最大的两类国家，一类是产业空心化的市场经济大国，例如美国，另一类则是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国家，前者是制造业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后者则是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供应链危机使得传统制造业产品进口国家的国内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引发产品供给紧张和通货膨胀，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家的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率上升。要摆脱供应链危机，则必须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减少交通运输对进出口贸易和约束。
第五，数字技术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数字技术及数字产品供给稳定性成为各国追求的目标。2018年以来，美国利用自身在芯片和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采用断供、加征关税、打压中国企业的方式，试图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发展，严重干扰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也是诱发全球供应链危机的重要因素。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竞争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国家能够获得比较竞争优势，否则可能成为被断供的对象及供应链危机的受害国。因此，大国之间的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竞争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重要激励因素。
因此，供应链危机的出现及全球蔓延，推动各国数字技术应用及数字产品开发，数据要素成为最为重要的新兴生产要素，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撑，供应链危机的数字化治理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
03 世界经济格局数字化重构
供应链危机的数字化治理不仅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演化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全球供应链危机背景下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关键动力，出现了世界经济格局数字化重构现象。全球供应链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方面：一是全球范围内出现供应链断裂、重组和调整现象；二是全球产业链的国别结构、区域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三是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调整与重构，引发全球财富分布和分配结构的调整与演化；四是全球贸易结构调整与重构，促进新世界贸易体系的调整与演化；五是全球金融结构调整与重构，促进全球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调整和变化。世界经济格局的数字化重构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和演化的典型表现。供应链危机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世界经济格局数字化重构具有如下五方面特征。
第一，数据资源要素化与世界要素市场的数字化重构。除了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及企业家才干外，数据资源成为最为重要的新兴生产要素，本文称为数字生产要素（digital production factor），简称为数字要素（digital factor）。一般而言，数据（data）是人们对客观事物、事实、现象、状态、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进行记录的符号或者符号组合，可以区分为制式数据与非制式数据。数字要素成为产品生产及财富创造的最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也成为国际竞争最为重要的资源及禀赋。事实上，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和数据经济发展，数字要素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关键生产要素，决定着一国的产出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数字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市场赋能效应，推动着世界要素市场的数字化重构。
第二，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产品生产与世界生产体系的数字化重构。数字技术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高速互联网、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产品数字化和数字产品是数字技术应用及数字要素投入的最终结果，数字产品与传统非数字产品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自动化，脱离人力操纵与控制的产品，例如自动仪器、自动驾驶汽车、自动化生产线等；二是智能化，利用数据资源和算力优势，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产品生产并功能化，能够全部或者部分实现人类智能的功能；三是网络化，利用高速互联网技术实现产品功能的网络化组合、调整和优化，摆脱传统产品功能实现的空间、时间与状态约束。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和传统产品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数字产品在世界产品市场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形成世界产品市场的品种结构、要素结构、国别结构、技术结构和地理结构的数字化重。数字技术应用及数字产品生产的体系化和全球化必然引发世界生产体系的数字化重构。
第三，数字贸易与世界贸易体系的数字化重构。随着数字产品及数字化生产体系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比例和地位的上升，数字产品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数字贸易成为重要的贸易模式。本文中的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是相对于传统的非数字贸易而言的，是数字产品贸易和以数字技术为交易工具的贸易的统称。数字贸易具有三方面突出特点：一是数据资源及数字要素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要素投入与贸易商品合二为一；二是数字产品成为新兴贸易商品，贸易商品品种和结构的数字化组合显著；三是在线订单与在线支付成为主要贸易模式，数字化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相互融合。数字贸易在三个方面推动世界贸易体系的数字化重构：一是贸易商品数字化，数据产品和数字化产品成为主要贸易商品，数字化赋能传统贸易商品推动贸易商品结构的数字化重构；二是贸易方式数字化，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转口贸易，数字技术成为主要交易和支付工具；三是贸易方向数字化调整，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贸易商品结构，而且改变了贸易商品的流动方向，数据资源丰富和数字技术发达地区具有数字贸易的比较优势，也是数字产品出口地，反之，数据资源不足和数字技术欠发达地区在数字贸易中不具有比较优势，也是数字产品进口地，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成为影响和改变贸易方向的关键变量。数字贸易从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贸易方向、贸易地理结构和国别结构等维度推动世界贸易体系的数字化重构。
第四，数字货币与世界货币体系的数字化重构。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基于区块链和加密技术的数字货币已经成为传统信用货币的替代货币，特别是法定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深刻地改变着各国货币制度及金融市场结构。根据发行和信用主体的不同，可以把数字货币区分为私人数字货币、机构数字货币和主权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的信用主体为个人，最为典型的私人数字货币是比特币，机构数字货币的信用主体是机构或者企业，典型的机构数字货币是美国脸书公司（Facebook，2021年更名为Meta）谋划发行的Libra货币（2020年更名为Diem），以国家主权为信用基础的数字货币便是主权数字货币，也可以称为法定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便是典型的主权数字货币。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对现存世界货币体系产生了系统性的冲击效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储备货币体系的数字化重构，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出弱化态势，主权货币的数字化组合成为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构建的基础；二是世界货币汇率体系的数字化重构，大国数字货币竞争与合作特别是数字人民币、数字欧元和数字美元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成为世界汇率体系演化的主导影响因素，出现汇率形成机制数字化重构。
第五，数字治理与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数字化重构。数据资源要素化和数字技术进步推动着数据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形成，对传统的政府宏观目标设计、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效果评价产生冲击效应，传统的经济治理模式必然被新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所取代。本文中的数字治理是指对数字要素配置、数字产品生产、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贸易及数字市场发展、数字货币发行及数字金融市场运行进行规范和监管的规则体系与制度安排的统称。数字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数字要素配置效率和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发展，推动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数字化重构，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数字化重构，形成并完善国际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二是国际货币及金融市场规则体系的数字化重构，构建数字化储备货币体系、数字货币汇率体系和数字金融风险治理机制，推动数字货币和数字金融规则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三是国际分工合作规则体系的数字化重构，构建数字要素跨国流动机制，形成跨国数字产业投资、数字产业链和数字供应链体系及调控机制，推动世界数字分工合作体系和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四是国际宏观政策体系及协调机制的数字化重构，数据资源跨境流通和数字技术发展，不仅对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生短期数字化冲击效应，还对各国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产生长期影响效应，各国之间的宏观政策合作与协调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工具。
简言之，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和国际冲突，凸显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数字要素与数字产业在国际分工合作、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投融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与一定程度的难于替代性，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兴经济形态，世界经济格局正处于数字化重构之中。世界经济格局的数字化重构，涉及到世界生产及产业体系、贸易及市场体系、货币及金融体系、国际分工合作与数字治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长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演化和历史发展的进程。
04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蔓延和国际冲突不断激化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危机刺激了世界范围内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数字化重构，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在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数字化重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大国角色。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需要而且能够为缓解全球供应链危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构建更加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发挥中国力量并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可以采取五方面的应对措施：一是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为基础、以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为重点，倡导并推动构建新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形成反贸易保护主义、反单边主义的全球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性，构建预防和控制全球供应链危机的风险治理跨国合作机制；二是以强化数字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为动力，推动数字生产、数字贸易、数字货币及数字金融发展，把中国建设成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和世界数字经济中心增长极；三是适应数据资源利用与数字技术发展的世界潮流和趋势，从数字要素投入、数字产品生产、数字贸易市场体系、数字货币体系、数字金融市场、数字治理机制等角度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数字化重构，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数字经济体系和全球数字公共治理体系；四是充分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数据资源大国的比较优势，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和数据安全，构建数据跨国流动与市场交易风险预防与控制机制，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推行数字霸权和数字保护保护主义，维护世界数字经济秩序；五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治理的科学研究和理论体系构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数字治理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同时推动世界各国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最终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5JZD037、16XNL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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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4月上（微信有删节）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保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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