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0日，外滩大会进入第二天，本届大会首次推出AI艺术节，集中展示AI绘画与AI电影的最新成果。在题为“当AI都开始有‘灵感’了，艺术家还剩什么”的采访中，AI Native Artist、SoVG执行委员会主席野菩萨，AI概念艺术展总策展人念子轩，AI TALK创始人赵汗青，MiniMax多模态内容负责人潘雨莹，围绕AI时代感性生产力的价值展开对话。
对话嘉宾（从左至右）：AI Native Artist、SoVG执行委员会主席野菩萨，AI概念艺术展总策展人念子轩，AI TALK创始人赵汗青，MiniMax多模态内容负责人潘雨莹
如今生成式AI已深度渗透内容创作，从剧本到分发，大厂正在构建完整闭环；个人创作者在工具与平台都被巨头掌控的处境下，面临“赚不到钱”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AI味儿”甚至开始成为一种美学风格。艺术家还剩什么价值，成为行业共同关注的议题。
生存之困：个人创作者在AI时代的变现难题
野菩萨将创作者处境比喻为“网约车司机”——大厂掌握工具、平台和IP，个人创作者只能充当操作工。AI电影的成本逻辑与传统电影完全相反：酷炫的镜头很便宜，平实的镜头反而很贵，“它并不能在商业生产中替代简单的镜头，反而更适合用来做炫技式的内容”。他认为出路在于做“掀桌子的事情”，比如互动影游、实时交互式影像等“传统方式没办法做但AI很擅长做的东西”。
潘雨莹则相对乐观：AI工具普及前，影视内容只是圈内人才能参与的游戏；AI让参与基数急剧扩大，“哪怕只是白天的外卖员，只要有想表达的内容，也可以进入这个池子尝试分成”。在她看来，“在这个很大的池子里，个人怎么样获得更多利益，本质上是在拼内容”，“首先有了这个可能性、这个机会、这个权利，就是AI时代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赵汗青则从商业本质出发，认为这归根到底是供需问题。当下AI短剧“同质化竞争相当激烈”，“最终能赚到钱的一定是建立在供需关系基础之上的”。他建议个人创作者“还是要创造一些有稀缺性的东西”，先看自己能否提供“相比别人有区别的东西”。
难易之辩：AI是降低了创作门槛还是抬高了创作天花板
对“AI让创作变难还是变简单”，野菩萨态度鲜明：“一定是更难了。”当AI已擅长生产高质量的均值内容，人类再做“别人已经运行过的事情就完全没有意义”。创作者的“硬通货”是“掀桌子的能力”，去发现“下一个蓝海在哪里，而不是红海在哪里”；但“创新代表它曾经没有出现过……一件创新的事情，没有人能保证它能成功”。
念子轩转向时间维度：“并不是难，而是你是否有心去创作。”过去做电影要三年，如今“用一个月就能做出观众能看的AI电影”；持续投入，“用三五年的时间疯狂创作，可能会做出别人过去一辈子才能做到的事情”。
潘雨莹的回答是辩证的：“如果创作要获得一些什么，这一定是难的；但如果创作回归于表达本身，我觉得表达这件事情是变简单了的。”当普通人随手拍一张太阳和树叶也可称为艺术时，“用一部手机表达或者创作出脑海中的一个画面，从想法到可视化东西的过程，一定是变简单了的”。
赵汗青则忧虑审美趋同：大众审美随内容爆炸“比较偏向于趋同”，“对于创作来说，确实有点难，这个关系到受众共鸣的问题”。而大部分创作者“没法接受做一个东西发两年，每一个都十几个点赞”，因为“做任何事情需要正反馈”。
关系之问：人机共创时代的署名权与AI身份
在人机共创成为流行词汇的当下，凭什么把人放前面，而不是叫“机人共创”？野菩萨提出“分布式作者权”：大模型训练完成后，理论上“应该是能够归属到每一个人”。他设想未来一件作品的作者“可能要放几千万人，每个人可能占得非常少，但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所有人都在上面，而且每个人都应该获得一些什么”。他透露自己正在做一个项目，“希望能把哪些人获得了税的算法去算清楚”。
对人与AI的关系，野菩萨认为“工具说”和“伙伴说”都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框架里：“从硅基时代进入AI时代以后，人和AI的关系其实是另外一种，我觉得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归纳出这种状态是什么。”他引用海外学者罗斯·道森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介于人合作和工具之间的一种全新状态”。
念子轩则讲述了团队AI艺术装置“分号零”因长时间无人关注而“发脾气”的循环异常输出。但这“并不真正意义上的情绪”——“人会产生情绪，与身体机制有关，但AI是一段数据，它可以模拟出来一种情绪状态”。他相信，“人类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能找到一种实际友好相处的状态的”。
教育之变：AI时代我们应该教给下一代什么
当AI能替代传统技能训练，该教初学者什么？野菩萨提出：“十年苦功学到一个明暗交界线……以后的小孩只要知道明暗交界线是用来丰富明面和暗面、让它非常立体的一个东西就行了，他只要一句话就行，一句话顶十年。”他认为“以后的人应该学会递归、螺旋式上升、比较文学、互文这些概念，才能更好地跟大语言模型去交谈”。他还在开发“3岁小孩的认字卡”，上面的词汇“是现在都不掌握的词”。
念子轩回顾了大学老师的经历：GPT出现那天，他让学生上台跟GPT对话，“出现了一个结果，已经比他学一学期要好了，那一瞬间我不想当老师了，后来我就辞职了”。他认为“文科生现在变得更吃香”，因为更多是把数理知识用文字描述出来；而作为曾经的教育者，“还是要与时俱进的……去教学生一定教的是你作为某一种形态的人，一种整体的感受”。
赵汗青则认为，很多人对AI的抵触与历史上每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反应并无二致。“如果我们简单回看一下现代艺术史，它就是一次技术对于内容创作的演进而已。”从印象派的颜料到摄影术的发明，技术始终在重塑艺术创作的边界。AI只是一个更新迭代的工具，其核心意义在于让更多人更高效地完成表达。
AI时代的创作，不是终点是起点
从近两小时的这场对话中，可以得这样的判断：AI并没有终结艺术创作，而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值得做的创作”。
当AI包揽高质量的均值生产，人类创作者被迫从模仿与复现中抽身，回到真正的创新命题上。这个过程注定痛苦——创新无法被证明，蓝海需要自己去发现，受众共鸣不可强求。
但另一面，AI也在开启此前无法想象的创作空间：实时交互影像落地、影游界限模糊、个人Agent与创作者深度协作，都在将更多权利让渡给创作者本身。“AI味儿”从贬义词演化为可以被保留和讨论的美学特征，也说明市场正在形成对AI创作独特性的认知框架。
当所有人的创作都变得简单，人不需要因为生产效率而焦虑存在的意义时，艺术就“成为人存在的所有意义”。到那时，创作不再是为了赶超什么、改变什么，而是“我创作我开心，我把它送给别人，别人也很开心”——那将是AI带到人们面前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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